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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与佛教文化-孙权初拜僧人为博士建寺造塔——中新网

导读:南京与佛教文化:孙权初拜僧人为博士建寺造塔——中新网 演讲人:叶皓 叶皓,1957年生,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研究员职称。南京大学、...
南京与佛教文化:孙权初拜僧人为博士建寺造塔——中新网

演讲人:叶皓

叶皓,1957年生,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研究员职称。南京大学、上海交大等大学特聘教授,研究生导师。著有《西方国家权力制约论》、《政府新闻学 ——政府应对媒体的新学问》、《正确应对网络事件——政府新闻学网络案例》、《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等书,主编出版了《金陵颂》、《金陵人杰》、《金陵成语故事》、《金陵文脉》等“我爱南京”系列丛书,发表论文100多篇。

南京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拥有2480余年的建城史和1780多年的佛教文化发展史。它既是古代中国出现佛教活动的最早城市之一,也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研究中心。“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既是人们对当年佛教兴盛的追忆,也是南京以弘扬佛教文化隆盛于中国的佐证。从东汉末年佛教东渐江南,到清朝末年杨仁山建立金陵刻经处,南京在中国佛教文化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丰厚的佛教文化底蕴,众多的佛教文化遗存,以及最新考古发现的长干寺地宫瘗藏的圣物佛顶真骨,使得南京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佛教之都。

江南首寺

建初寺的建立开风气之先,为初来江南沙门提供了生活起居之地和佛事活动的方便。

佛教文化流入南京,始于东汉献帝(189-220年)末世。自孙权建立东吴政权定鼎建业(南京)之际,佛教南渐。

公元222年,精通汉文、梵文等六国语言的西域大月支(氏)人支谦从洛阳来到吴地,孙权闻其博学有才慧,十分器重,拜为博士。支谦就在建邺传授佛教,翻译佛经。这可以说是南京佛教初传,也是佛教在吴地正式传播的开始。

东吴赤乌十年(247年),西天竺沙门康僧会至金陵,营建茅庵,设立佛像,进行传道。当时吴人初见佛门僧人,观其形貌衣饰奇异,怀疑有诈。孙权在得到禀报后,马上召见康僧会,问他“你传之道,有何灵验?”康僧会说:“佛祖仙去,转眼已过千年。他的遗骨舍利,依然神光照耀。从前,印度阿育王建起寺塔八万四千座,就是为了彰显佛祖的遗教风化。”孙权不信,说:“如果你能得舍利,我就为你建造寺塔,如果是虚夸妄语,国有法规,你必受刑。”康僧会要求孙权给他七天的时间。他和僧徒们洁斋静室,把铜瓶放在几案上,烧香礼请舍利。七天过去,铜瓶内悄无声息。康僧会请求再给七天,孙权同意了。结果舍利依然没有被请来。康僧会再次要求孙权给他第三个七天。孙权勉强准许。康僧会对法门属众说:“宣尼(孔子)有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法灵应降,而吾等无感?现在怎能面对国王的法令?只有誓死为期了!”第三个七天的晚上,还是没有见到舍利出现,所有僧徒,莫不震惊恐惧。到了五更之时,忽然听到瓶中有声响, 康僧会立即前往观看,瓶中果然获得舍利。

第二天,康僧会把舍利献给孙权,举朝文武大臣一起前来观看,五色光芒,照耀到瓶外。孙权拿起装舍利的瓶子,把舍利倒在铜盘上,铜盘立刻被穿透。孙权肃然叹曰:“这真是世间少见!”康僧会说:“舍利的神威,岂止只有五色光芒呢?如要焚烧,火不能毁坏它;如要砸碎,金刚杵也不能破碎它。 ”孙权让侍从试验。康僧会发誓说:“法云方被,苍生仰泽,希望再垂神迹,以此广示威灵。”舍利被放在铁砧上,大力士用锤去击打,结果锤砧俱陷而舍利无损。孙权大为叹服,于是为康僧会造建初寺,并建阿育王塔,据传系阿育王八万四千塔中之一。这段历史被敦煌壁画记载了下来。

因为这个缘故,东吴大地,始有佛寺。建初寺的建立开风气之先,为初来江南沙门提供了生活起居之地和佛事活动的方便。由此江东吴地佛法大兴。

初唐第323窟敦煌壁画。孙权建造建初寺并阿育王塔,供奉康僧会请得的舍利,这段历史被敦煌壁画记载了下来。

举国兴佛

上至帝王宗室,下至世家大族、平民百姓都崇信佛事,佛教乃成为国教,兴盛空前。

南朝(420-589年)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发展时期。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均以南京为首都。佛教在东晋已有较大发展,至南朝, 由于宋、齐、梁、陈四代王朝的大力支持和提倡,佛教进入了一个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阶段,隆盛整个江南。当时在南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以至很多佛教戒律都出自南京。

中国比丘尼如律受戒始于金陵。佛教传入中国后,戒律一直不完备,尤其是比丘尼没有如律受过戒。公元430年,来自狮子国的第一批比丘尼共8人来到建康,目的是为中国比丘尼授戒。按照规定,授戒者必须要懂当地的言语,而且必须10人以上才具有授戒资格。因此这8位比丘尼先在建康学习汉语。公元433年,狮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来到建康,满足了授戒人数的要求。应景福寺尼慧果和净音之请,铁萨罗等于公元434年在南林寺设坛传戒,请印度僧人僧伽跋摩为传戒师,为三百余尼僧重受具足戒,创中国比丘尼如律受戒之始。据传,当时曾在建康建铁萨罗寺,以纪念此事。

汉传佛教不食酒肉开始于梁武帝时期。梁武帝坚持素食,不食肉。公元511年,武帝亲自颁《断食酒肉文》,要求僧尼吃素食。他还以杀牲祭祖“无益至诚,有累冥道”为由,改变了历代天子太牢血祭的礼典,直至梁亡。但是僧尼不食酒肉的仪轨从此确立了下来。

南京栖霞寺千佛岩石窟造像是我国南方开凿最早、规模最宏伟的佛窟群,始于南齐永明二年(484),几乎与北方的云冈石窟同时代。最早开凿的无量殿中无量寿佛像坐身高三丈一尺五寸,总高四丈,观音、势至两菩萨像分侍左右,各高三丈三尺。此窟及窟中佛像为千佛岩之最。自无量殿东去,岭上岭下,依岩之高下就壁凿龛,状若蜂房,龛中造像,神态各异,大有丈余、小不盈尺。全山先后开凿了二百九十四个佛龛,造佛菩萨像共五百五十尊,号称千佛岩。

尤其是萧梁一朝,大批西域和天竺名僧前来,译经事业空前发达。佛教与中华儒道思想交流争鸣更为突出,也促进了佛教义学的蓬勃发展,出现了丰富的著述,并形成各派学说。江南各地大规模建造寺院,佛教徒不断增加。

梁武帝萧衍(464—549)年轻时曾信奉道教

。登基第三年便率僧俗二万人举行大法会,宣布自己“舍道归佛”。他希望通过“以佛化治国”的途径,将人们从对现实名利的关注引向彼岸和未来,以此求得生命得永恒与超脱。

梁武帝大力倡建寺院。同泰寺、大爱敬寺、大智度寺、皇基寺、光宅寺、开善寺等都是梁武帝所建造。他还大造佛像,如同泰寺的十方金像、十方银像,光宅寺的丈八弥陀铜像等,都非常宏伟。梁武帝皈依佛门后,曾四度舍身同泰寺。贵为皇帝却舍身出家,此种做法扩大了佛教的影响,提高了佛教的地位。

梁武帝广泛结交当时的名僧,光宅寺法云、开善寺智藏、庄严寺的僧旻被称为梁的三大法师,其他如宝志、宝唱、僧祐等,都受到礼遇。他还热心讲经,不但请僧人讲,还亲自讲经,经常宣讲的有《涅槃经》、《般若经》等。他还请当时的学问僧编著佛教书籍,他也亲自著作,据说有《涅槃经》、《大品经》、《净名经》等义疏百卷。存世的除《成佛义记》和《敕答臣下神灭论》外,还有译经序和有关佛教的诏、颂、文、赋、诗等。他还创立了“三教同源”说,把佛教比做月亮,儒、道喻为众星,认为这三者既有高下之别,又相互辉映。为了驳斥范缜的《神灭论》,他动员名僧、权贵64人,写了75篇论文,对“有神与无神争论”进行干预。这次辩论成为中国佛教有神论确立的标志。

正是由于帝王的推崇并以身事佛,南朝佛教至梁,达到了顶峰,上至帝王宗室,下至世家大族、平民百姓都崇信佛事,佛教乃成为国教,兴盛空前。“都邑大寺七百余所、僧尼讲众常有万人”。据唐法琳《辨正论》,南朝至梁代,佛寺有2846所,僧尼82700人,比东晋时寺院增加千余所,僧尼增加三倍多。如果说在三国、东晋时期,全国佛教的重镇是在北方的长安和洛阳,那么,到了南朝,建康已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

栖霞寺千佛岩

诸宗之源

赵朴初说:“在中国成立的大小乘各宗派无不和南京有关。”南京开了中国佛教诸宗的先河。

汉传佛教主要有八个大乘宗派和两个小乘宗派。其中大乘的八个宗派,即唯识宗、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和密宗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诚如赵朴初先生所说:“在中国成立的大小乘各宗派无不和南京有关。如三论宗即在南京的摄山成立;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是在南京最初宣讲他的学说;华严宗依据《华天经》是在南京翻译的;涅槃师依据的《大涅槃经》也是在南京经大文学家谢灵运和慧观再治并由鸠摩罗什的高足弟子道生讲授的;禅宗依据的《楞伽经》是在南京翻译的;创立摄论、俱舍两宗的真谛法师最初也是由梁武帝请来南京的。”南京开了中国佛教诸宗的先河。

东晋初年,西域名僧帛尸梨密多罗来到建康,丞相王导拜其为师,亲自为他驾牛车,称“高座”法师,并为其建高座寺。帛尸梨密多罗在建康译出《大孔雀明王神咒经》等密教经典,最早把密宗传到南京,也是密宗第一次在中国得到传播。

达摩祖师与金陵有过一段佛缘。南朝梁时,达摩受梁武帝邀请至建康宣扬佛法。公元520-526年,达摩历经千辛万苦从海上到了广州。梁武帝派人专程迎达摩到南京,仪式十分隆重。达摩在江北长芦寺短暂停留后,又至定山如禅院驻锡,面壁修行。今长芦禅寺内的一苇堂,就是为纪念达摩渡江后参拜长芦寺而建的。定山寺至今留有“达摩岩”、“宴坐石”、达摩画像碑等遗迹。其中,明代达摩画像碑为国内最早的达摩造像碑,比嵩山少林寺的祖师碑要早120 多年。定山寺成为禅宗重要丛林,被誉为“达摩第一道场”。后达摩去河南嵩山,继续弘传禅宗。

陈隋之际,金陵人吉藏完成了“三论”的注疏及《三论玄义》等,创立了三论宗。其弟子慧感、慧颐、明法师等在长江下游颇有影响。建康的栖霞寺、兴皇寺是南方三论宗的中心。

陈废帝光大元年(公元567年),智顗奉其师慧思禅师之命,与法喜等数十人赴金陵弘扬教观、讲经说法,受到了陈代朝野僧俗的欢迎与敬重。宣帝太建元年(569),智顗被朝廷迎请住进了瓦官寺,前后住了八年。在瓦官寺,智顗讲经说法,标立宗义,判释经教,为创立佛教宗派打下了基础。智顗之学使江南佛教注重义理的风气有所改变,同时也吸收了南朝盛行的三论、涅盘二宗的思想。后至浙江天台山,为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因此,天台宗虽以天台标名,但仍视南京光宅寺、瓦官寺为其祖庭之一。

梁代大同年间,智文(508—509)于光业寺首开律藏于江南,影响甚大。唐代高僧鉴真也在金陵弘传过律学。明末清初,律宗在金陵一度振兴。万历初,如馨(1541-1615)在古林寺传戒,被尊为律宗中兴祖师。

在佛教各宗派中,禅宗在金陵流传最久,影响最大。贞观元年(627),禅宗四祖道信的弟子法融(又称慧融)来到金陵南郊牛首山支脉祖堂山悟道修行,创立了牛头禅法。法融著有《心铭》。此宗在于“排遣多言,着眼空寂”、“菩提本有,何须用守”,这种思想成为后来的南宗先声。弟子及再传门人有智严、慧方、法持、智威、慧忠等。至八世纪习此禅法的还有鹤林玄素、径山法钦、鸟窠道林等人。当时,牛头禅法在常州天宁禅寺、镇江鹤林寺等江南名刹都有传承,至唐末渐衰。后由日本僧人最澄传入日本。南唐时期,文益禅师被中主迎至金陵,住报恩禅院,后建清凉寺。针对当时禅宗不通教理的弊端,他撰写了《宗门十规论》等,大力提倡研究教理,学习《华严经》。文益去世以后,中主赐谥为“大法眼禅师”,塔号“无相”。于是,文益开创的法系便被称为“法眼宗”。吴越末年,高丽王派36名僧人随文益的再传弟子延寿学法,此宗遂由此传入朝鲜,盛行海外。

宋代以后即成为佛教各宗派共同信仰的净土宗,一直在金陵广泛流传。被列为南宋净土祖师之一的宗颐于宋哲宗元祜年间(1086—1093)住持长芦寺,以主张禅净双修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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